听说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吗？我第一次听说时也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世界上竟然还有这种病症，是不是人被控制傻了。原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简介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解救者当成了敌人。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实例简介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ErikOlsson与Clark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
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of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
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验。专家深入研究：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
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分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於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关于进化心理学的解释，心理分析学的看法，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以最大化周边成人让他至少能生存（或成为理想父母）的可能，此综合征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角色认同防卫机制的重要范例。人是可以被驯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的创伤康复
有关心理研究表明，在人质事件发生后立即对受害者进行心理干预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很多时候甚至会产生副作用。应该给人质平静和休整的机会，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和社会支持网络应对人质事件带给他们的心理创伤。在这之后如果受害者认为他们需要帮助，心理治疗可以适时介入。大众传媒经常会给受害者带来更多的心理负担和压力。
尤其是那些对绑匪产生认同的人质，在被媒体不恰当的报道之后，不了解情况的人会对他们投以异样的眼光。这会给受害者带来更强的心理创伤，使他们对自己的道德品质产生怀疑。同时，记者对绑匪的丑化会让这些受害者产生困扰，因为记者的报道与他们的体验不相符。因此，人质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家庭和心理医生应尽量减少新闻媒体对受害者生活的侵扰。
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应该鼓励受害者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这对他们的心理康复大有裨益。工作本身和有序的生活会转移他们的注意力，避免对创伤经历的再体验。被绑架期间人质的自我效能受到了挑战，在工作中他们会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
